邱戈龙 黄丽璇

一、问题之提出

侵犯商业秘密罪在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中设有三种行为类型：不正当手段获取型、违约型与间接型。三种类型在构成要件上各有其规范意涵，在损失数额的认定方法上亦呈现出显著差异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商业秘密尚未被披露、使用的情形下，若行为人系以不正当手段获取，则可以合理许可使用费作为损失认定依据；而违约型与间接型行为则因损失数额难以计算，往往无法达到情节严重的入罪标准。由此观之，行为类型的界定，绝非概念游戏的产物，而是直接关涉罪与非罪、此罪与彼罪的根本判断。

二、界分标准之辨析

不正当手段获取型与违约型之界分，学说与实务上历来聚讼纷纭。其核心标准在于行为人是否合法知悉、掌握权利人的商业秘密。详言之，若行为人基于职务、合同或其他合法途径已然知悉、掌握商业秘密，则其后续即便存在擅自复制、下载、带离等行为，亦不应再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型予以评价。此乃因为，不正当手段获取型所规制者，系对商业秘密的初始获取行为本身具有非法性；而合法知悉后的擅自使用、披露，则属违约型或间接型的规范领域。两种类型在构成要件上各有其独立的评价对象，不应混淆。

三、内外勾结型犯罪的行为类型审查

内外勾结型侵犯商业秘密犯罪，系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相互配合、共同实施的特殊犯罪形态。其典型结构为：外部人员以高薪利诱、拉拢、贿赂等方式，指使尚在权利人公司任职的内部人员，将其合法知悉、掌握的商业秘密擅自复制、下载并带离，用于同类产品的研发或经营。此类犯罪借助内部人员的职务便利与涉密权限，搭配外部人员的资金、渠道与使用需求，形成“内部泄密—外部牟利”的闭环模式，隐蔽性更强，危害范围更广。

在此类共同犯罪中，各共犯的行为类型应如何界定？笔者认为，应以主犯行为类型为基础，整体评价各共犯的行为方式。详言之，若主犯系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，则各共犯应整体评价为不正当手段获取型；若主犯系合法知悉后违约使用，则各共犯应整体评价为违约型。此乃共同犯罪“部分实行、全部责任”原则在商业秘密犯罪领域的具体贯彻。各共犯虽分工不同，但其行为相互配合、彼此补充，共同指向同一法益侵害结果，故不应割裂评价。

以本案为例，被告人张某离职后设立尊某公司，拉拢原海某公司员工周甲、刘甲、周乙、顾某杰等人加入，并招募高某、张某磊、王某帅、何某叶、于某骥、刘乙、沈某栋等人，以截屏、抄录、微信传输等不正当手段获取海某公司技术信息，用于尊某公司芯片研发。赵某山、屠某平则在任职海某公司期间，应尊某公司要求提供技术信息。各被告人的行为相互配合，共同构成完整的犯罪链条。法院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型为基础，整体评价各共犯行为，并区分主从犯予以量刑，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法理。

四、结语

内外勾结型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行为类型界定，既涉及构成要件的规范解释，又关涉共同犯罪的归责原理。以主犯行为类型为基础整体评价各共犯，既符合共同犯罪的归责逻辑，亦有利于实现罪责刑相适应。在司法实务中，应结合行为人的身份、获取途径、主观认知等因素综合判断，避免机械割裂、孤立评价，以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与公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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